12月6日，初冬的厦门，连续晴朗的天气，在这一天变得阴沉而灰暗。海风吹过，落叶开始飘零。
8点50分，从厦门第一医院传来噩耗，厦门大学资深教授潘懋元与世长辞，享年102岁。
11点30分，30多名厦大师生、潘懋元曾经的学生与好友，自发赶到医院，护送他的灵柩前往殡仪馆。
12点之后，潘懋元离世的消息迅速利用互联网，在他的学生中传开，在教育人中传开……
一时间，高等教育学术界、教育行政部门、厦门大学、那些他的知识浇灌过的地方，80年来曾经在讲台下听过他讲课、或是接受他亲身教诲的莘莘学子，都在缅怀、追忆。
1920年8月，潘懋元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贫苦小贩家庭。1941年秋，他考入厦门大学。1951年，他由厦大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研究系，进修研究生课程。回到厦门大学后，他开始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工作。
从青年学子到百岁教育长者，潘懋元不忘初心，始终置身于教育的时代洪流中。他从不沉迷于昔日的条条框框，也不惦念自己过往的成就，即使年逾百岁，社会上最新的教育焦点，都是他急切讨论的线日，是潘懋元百岁生日，也是他从教85周年的日子。这一天，他作了题为“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：今天、明天、后天”的学术报告，他提出高等教育要提前应对AI时代的挑战。他认为，高等教育既要培养自然人的创新能力，也要提前研究机器人“行为学”“伦理学”，也许在将来，要在伦理、道德及法律层面教育培养“机器人”。
“未来会有更多的中专生，像你一样，读本科、读研究生。”2014年，潘懋元在与记者谈起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时，他轻拍记者肩膀，说下这番话。他嘱咐记者要宣传“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一样，不能用层次来区分，他们的地位是一样的。”
时光来到2022年6月，新修订的《职业教育法》明确：“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主体地位的教育类型”，这也印证了潘懋元6年前的判断。当看到慢慢的变多的中职生上专科、上本科时，记者不禁由衷佩服潘懋元先生。其实，数十年来，潘懋元一直在为风起云涌的中国教育改革预言。他的每一次预言，似乎最后都能应验。
1986年，66岁的潘懋元应邀去日本参加“亚洲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公立和私立体制——问题与展望”理论研讨会。回来后，他提出了一个新命题：中国能否发展好民办教育？当时，党的十三大还没有召开，所有制问题还是“雷区”，在教育这样的领域讨论“私有”，显得很过头，甚至是在踩“红线年，他发表文章提出：“教育体制改革一定受经济体制的制约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所有制的变化……在私有经济基础上，民办高教在中国发展是可行的”。这个观点首先破解了民办高校发展的理论难题，为当时刚萌芽的民办高等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。之后的实践，也验证了他的预言。
1997年，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7.6%，加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仅为9.1%。当时很多人认为，这样一个时间段在中国提高等教育大众化，不符合国情，是“理论误导”。
但潘懋元坚持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，他认为中国走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，需要提前研究。随后，他陆续写了《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》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》等系列文章。他还预言，21世纪初，中国高等教育必然要向两个方向发展，一个是精英教育，另一个是大众化教育，为避免精英教育受到大众化教育的冲击出现质量下降，在大众化教育实施过程中，必须保护精英教育。
65年前的拓荒者：讲授“高等教育学”的中国第一人20世纪50年代初，我国的高等教育快速地发展，但当时没有完整的理论来支撑。那时，我国原有的教育科学仅仅把普通教育作为研究对象，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。1956年暑假后开学，厦门大学的课程表里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：原来的“教育学”变成了“高等学校教育学”。这就是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室几位教师作出的尝试。虽然他们仅仅是将普通教育学的框架移植到高等教育学中，但却开辟了先河：“高等教育学”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，搬上了课堂。
挪威学者阿里·谢沃在《潘懋元：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》一书中提出，中国的普通教育学首先是从西方引进的，但高等教育学不是，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学，有关高等教育学科的最早出版物是中文。
阿里·谢沃所说的最早的出版物是指潘懋元编撰的《高等教育学讲义》，此书成稿于1957年。20世纪50年代后，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才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，但没有提出建立一个专门的学科。20世纪70年代，苏联才有学者编出了高等教育学教材。
时光碾过岁月。1957年至今，已跨越65载，如今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，已经繁花似锦、根深叶茂，但是，我们不能忘记1957年，那个在厦大播下种子的时刻。
1978年，一声春雷，送来改革的春天。此时的潘懋元虽年近花甲，却表现出年轻人的激情，他不再满足“小打小闹”，他疾呼“不能再等了！必须建立独立的‘高等教育’学科”。
1978年5月，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专门研究机构——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正式成立。在1979年的教育学年会上，他提出了成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会的倡议，并获得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。
1983年，《高等教育学》全书完稿，1984年正式出版。在厦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成立6年之后，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属于自身个人的高等教育学专著。
80多年的育人历程：离开学生会很寂寞15岁那年，潘懋元开始当老师，教小学三年级国文和算术。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，他还到江西的学校当过文史老师，还兼任过教务主任。大学里学习教育学，从小学教师、中学教师，再到后来从事大学教育管理、教育研究，再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泰斗，潘懋元的教师经历，算起来有80多年。潘懋元经常说起两句话。一句是：“假如没有学生，我会很寂寞”；另一句是：“我一生最欣慰的是，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。”
80多年来，潘懋元教过的学生，很难用准确的数字来统计。学生说起潘懋元，会提到他的“两面性”，一面他是“严师”，对学生要求严格；另一面，他是“明师”，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意见，从不轻易反驳与批评他们，更不用自己的权威来以势压人。他鼓励学生创新，鼓励学生要超越老师。学生有任何创新与发展，他从不吝啬鼓励。
在博士生选择学位论文选题时，潘懋元总是给学生充分的自主权。他说，学生选的题往往是自己感兴趣的问题，也是从自己的知识结构或工作经历中引发出来的。学生自己选的题，就会其乐无穷地去探究，往往会得出新的观点。
给学生充分的学术自由，是潘懋元的一贯风格，这一点在他家的学术沙龙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记者至今依然清晰记得，2012年第一次走进潘懋元家学术沙龙的情景，那一年，他92岁。
潘懋元家的学术沙龙就设在他家的客厅，20平方米左右的地方，容纳着30多个学生，显得有些拥挤，但并不影响他们火热的学术热情。
沙龙真正开始后，潘懋元抛出了主题，接下来，学生们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发表意见。在沙龙中，潘懋元的固有动作是拇指和食指分开，叉住下巴，静静地听学生发言。学生讲完，他偶尔也会进行简短的总结，但他从不否定学生。
沙龙上，学生有时会提出不同的观点，没有人担心这样会不顾及潘懋元的面子。相反，潘懋元总会静静倾听，之后会肯定他们正确的一面。
潘老家里的学术沙龙，从20世纪90年开始举办，到2020年他100岁时，只要身体允许，几乎未曾间断，算起来历时近30载。
潘家的沙龙是漫谈式的，从学术探讨到社会动态，无所不谈。而学生们留下的“热闹”，早已把潘懋元的寂寞驱赶到九霄云外。
生命最后的七个月，潘懋元住进医院，因为病情等原因，医院不允许学生去探望。但同学们把自己拍的视频整理好，发给潘懋元的子女，再由子女播放给他看。在病床上，通过视频了解学生的动态，成为潘懋元排遣寂寞的重要方式。
“先生热爱和尊重每一个学生，每次有学生去他家，他都会亲自送到电梯口，直到电梯关上，才肯离去。”潘懋元的博导助理王亚克说，生活中的潘懋元，把学生当朋友，他为人平和谦逊、像清泉般透彻，润泽着学生的心田。
在记者眼里，潘懋元不仅平和，也有着“抠门式”古板。他布衣素食，生活简单，家里的家具至今还是90年代的款式，客厅的沙发被磨出多处破洞，很久未见更换。
多年来，潘懋元从个人积蓄中拿出40多万元，在厦大设立“懋元奖”，对优秀青年师生给予奖励。2020年，他百岁生日时，又为厦门大学潘懋元高等教育基金捐出100万元。
潘懋元说：“我个人在物质生活上已无什么可追求的了，最大的乐趣是‘得天下英才而育之’。”
大师离去，风范犹存。潘懋元离世的消息，很快排到微博热搜的前列。虽然他的追悼会要在4天后才举行，但是在微信群里，回忆先生的文章已是比肩继踵，大家共悼逝者、寄托哀思。微信群里，网友说出了悼念的初衷：“大师的风范一定会长留世间，引领无数后来人。”（中国教育报-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熊杰）
